疫情触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在所难免，但中国经济所受影响不会太大

3月以来，新冠疫情超预期地全球大流行，全球确诊病例逾38万例，仅意大利一国新冠肺炎的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中国。随着疫情的爆发，多国进入紧急状态，收紧边境或“封城”。

同时，沙特与俄罗斯之间爆发原油价格战，国际原油价格巨幅下跌。受疫情和油价下跌的影响，全球市场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巨幅波动。美股在两周内4次熔断，巴西、加拿大等国股市也触发熔断。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等三大股指的跌幅均创下历史新高。3月16日美股熔断后，美国苹果公司股价跌幅达12.46%，公司市值瞬间蒸发1516亿美元（约1.06万亿人民币）。

为保护经济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都紧急出台了降息政策，美联储连续降息最终降为零利率，并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英国央行本月两次紧急降息至0.1%的历史低位。欧洲央行虽未降息，但是首席经济学家连恩也表示，如果需要，欧洲央行仍保留进一步降息的选项。

中国央行并未加入全球“降息潮”，而是宣布实施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同时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利率不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斌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认为，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会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短期打击会非常大。但由于中国经济目前的对外依存度较前已大大降低，因此全球经济衰退传导至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随着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中国经济年内会有较大的反弹和恢复。而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仍取决于中国推进法治化市场经济建设的决心和政策力度。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新冠疫情的爆发，尤其是它在全球的快速传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经济学中我们称之为“无法预见的意外负面冲击”。

意外事件与可预见事件的差别在于，对于可预见事件，微观经济主体，包括家庭、企业等，事先会将预期到的负面冲击的影响消化掉，因此真正实现的冲击力度会较小。

但是意外的负面冲击，尤其是新冠疫情这样的完全意外的负面冲击，家庭、企业甚至政府事先都没有任何准备，只能全盘接受全部的负面效应，因此冲击力度会非常大。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演变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变化的历史，以此作为分析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参照系。

我将21世纪以来的中国对外经济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1-2006年，即中国入世后的5年，这个时期仍处于全球化阶段，全球化在此期间走向尾声。2001年-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也称为贸易开放度，从38.5%上升到64.5%，年均增速13.5%。这个速度远快于可以与中国对标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群体，如巴西、俄罗斯等。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贸易开放度，2001年为48.1%，高于中国；2006年为60.7%，低于中国，年均增长率5.2%。同期，全球贸易开放度从50%上升到58.5%，年均增长率3.4%（见下表）。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全球化时期，中国的贸易开放度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长，增速远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6年，乘着全球化的东风高速发展。

第二阶段是2006-2017年，为逆全球化阶段。贸易开放度的指标，中国从2006年的64.5%下降到了2017年的38.1%，年平均增长率为-3.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这段时间的贸易开放度以-1.8%的速度下降，全球则以-0.1%的速度下降（见下表）。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64.5%，此后逐年下降，到了2017年已下降到38.1%，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48.5%和全球的58.1%。如果将贸易开放度作为对外依存度的衡量指标，那么在逆全球化阶段，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的下降速度要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个现象反映出中国经济自身的转型，以及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中国对外依存度大大下降了。

第三阶段是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数据表明，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存在时滞，在2019年才开始显现。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率，2018年为12.6%，2019年跌至1%。中国出口的增长率，2018年为9.9%，2019年跌至0.5%。中国进口的增长率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状况。2017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增长，当年进口增长率为 15.9%。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刚开始时，其负面影响尚未显现，当年进口增长率仍高达15.8%。到了2019年，进口大幅下滑，增长率为-2.7%（见下表）。

第四阶段是2020年开始的受新冠疫情影响的阶段。新冠疫情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最近1个月它在全球传播的迅猛速度同样出乎意料，因此它的作用力出现得特别快，特别强劲。

前几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2月份的数据，今年1-2月份，中国进出口同比下降了9.6%，出口更是同比下降了15.9%，进口同比下降了2.4%（见下表）。

从中国对外经济的4个阶段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崛起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通过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来实现的。而随着逆全球化的发生，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经历了十数年的持续下降，且降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时，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已降到了较低水平，所以中国经济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并不大。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直接影响非常迅猛，但同样因为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已降到了较低水平，所以疫情全球传播后再传递回中国的影响并不会太大。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占比并不大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7年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的全球占比为12.3%，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的全球占比为14.5%；2018年中国出口中外国贡献的增加值（即全球价值链后端的增加值）和外国出口中中国贡献的增加值（即全球价值链前端的增加值）的全球占比为11.4%。这些数据反映了目前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在近几年均有下降，总体比重并不高。

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主要提供精密仪器、机械、汽车、通信设备等。因为我们常用手机，在武汉有汽车工厂等缘故，人们经常听到这方面的故事，所以会以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特别高，但是实际上现在中国制造占全球价值链的比重不到15%。

在2001年中国入世时，中国还不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仅为4.5%。这也是2003年SARS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不大的原因。占比15%和5%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还有乘数效应，所以现在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可能是2003年SARS时的10多倍。因此，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大，对中国经济也会有较大的打击。

但从数据看，目前全球供应链中的位于中国的部分具有刚性，不是说转移就能转移的。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5-2017年，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的全球占比从13.4%下降到12.3%，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的全球占比从14.6%下降到14.5%；2016-2018年，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从11.5%下降到11.4%。由此可见，全球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速度已进入平台期或刚性阶段。此前在2001-2006年的全球化时期，对华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5.7%；到了2006-2017年的逆全球化时期，对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速为-6.3%，下降得很快；那时是处于弹性阶段。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并没有大幅下降，仍有近0.1%的增速，可以说是进入了刚性阶段（见下表）。

以上分析表明，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价值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对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部分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太大。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疫情在全球传播所带来的是全球经济下滑，这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而中国经济如果能恢复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则会较大。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对全球经济增长有1/3的贡献度，如果中国经济年内能从疫情中恢复，对全球经济会是个大利好。

由于过去十几年的逆全球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里的比重已经较低，剩下的部分具有刚性，短期内难以搬到世界其他地方。所以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外部传递而来的作用力不会太大。中国经济今后1年、3年、5年甚至10年后的情况将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本身，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比如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是供给侧政策所产生的效率。供给侧政策注重的是长期，不包括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短期政策。

中国经济如果想要在中长期走出一波行情来，还是要靠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建设。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是把中国经济本身的活力，中国人民本身的创造力调动出来，这是最根本的。克服疫情所造成的短期负面冲击确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利用好这次疫情的机会，提高自身机制的效率。

所以我认为，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一样，是坏事，但也可以变成契机，用它们来推动原本比较难的一些改革。疫情使经济停摆是坏事，但换个角度，可以将此作为一个压力测试，测试一下各个部门的运作效率，看看哪里有短板，哪里有冗员。

数据是很重要的，在当下的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要依靠大数据。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想要从数据中找出一些有规律的东西，需要数据的变化度比较高，也就是方差比较大。而方差大的数据，就来自于发生冲击的时候。比如做实验时，实验条件的大幅变化所产生的数据特别有价值。

中国现在收集数据的能力很强，希望政府可以把准确的数据收集起来，从中分析出我们的经济运行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些短板，这对于未来有着极大的价值。疫情对中国经济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有被动影响，也有主动影响。我们应该主动利用疫情带来的环境，做一些原本做不到的事情，例如提高数据透明度，使科研人员能够得到准确的数据。有了准确的疫情数据，才能研究出如何预防未来未知的疫情。同样，有了准确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数据，才能实现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

疫情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

我认为，这次疫情大概率会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衰退。原因是，市场经济是周期性的。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了1992-2007年的一个非常长的经济上升期，在美国尤为明显。但盛极必衰，其积累的矛盾在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和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爆发，之后连锁反应引发了欧债危机，一直持续到2012年。就像一个人，体内的毒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生一场大病，之后进入恢复期。每个人恢复程度是不一定的，但恢复是可期的。

在大家的印象中，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好像一直在。但事实上它已结束10年了，而且过去10年全球经济相当好。我计算了一下，从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到今天，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速，中国是6.9%，印度是5.6%，美国是1.5%，欧洲是1.3%，日本是1.2%，全球平均1.6%。对于发达国家来说，1.2%-1.5%的增速已经相当高了。美国股票也是连涨了10年。2009年6月至今是美国经济史上最长的繁荣期，长达128个月，打破了1991年到2001年（120个月）的美国经济史上最长繁荣期的记录。

经济是周期性的，盛极必衰。内部动能推动经济向前走，但是矛盾也在积累，产生调整的需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调整会在什么时间点发生。市场经济的周期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美国股票已经高估。但是疫情发生前，美国股价一直走高。而这次在各种因素的聚合下，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都占了，美股终于出现了预期中的跳水。

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到2008-2009年的大衰退，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当发生大的危机时，将利率降到零，并实行量化宽松。因此上周末美联储一步到位把利率降到零，同时启动量化宽松，这也在意料之中。

大萧条或大衰退已经近在眼前。它看似是对新冠疫情的一个应激反应，实际上是过去10年所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这是经济周期在上行了10年以后必然走向衰退的一个过程。并不是没有新冠疫情，全球经济就不会衰退了，新冠疫情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是所有国家都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刺激政策，而且会采用负利率和量化宽松等超过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做法。平时在伤风感冒的情况下可以说，出了问题让市场来治疗。但如果病情严重，大家都会用政府和央行开出的急救猛药。中国也不例外，我们也开始降准，估计后面还要降息，还要出台财政刺激政策等。这是危机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共识。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而在中长期可能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转移和调整。短期影响会比较剧烈，实际上短期内供应链上的许多企业会死掉。

现在全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是非常细分的。之前之所以会出现价值链在全球的分割，是因为要提高效率，同时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以把价值链分得很细，遍布全球。现在突然要从全球供应链中退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短期内一定有很大的打击，因为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停工都会对价值链产生影响。因此，即使中国全面复工了，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如果造一个产品需要100个零件，但是1/4、1/5的零件来自疫情仍很严重的国家，不能生产，那么这个产品就造不出来。

对于中国而言，在之前的逆全球化和中美贸易摩擦时期，有些企业已经产生了将供应链从中国搬出以分散风险的动能，并有了实质性动作。但是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有惰性的，很多企业并没有采取行动。

这次新冠疫情后，一些企业可能会痛下决心，把工厂从中国搬出去，可能分散在全球多个地点，也可能搬回自己的国家。

因此，我认为疫情在中长期会对全球价值链转移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中国总体来说，直接效应是不利的。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现在占15%左右，长期来看这个比重还会下降。但这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因为一些中低端产业原本就应该移出中国的，只不过之前很多企业存有惰性。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知易行难。现在趁着疫情，可以倒逼我们做一些转型升级。

主动应对还是被动接受，这两者有很大区别。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占比会下滑，受疫情的影响，下滑速度可能会加快，但我们也可以主动利用这个机会来调整经济结构，让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和价值含量有所上升。

以疫情为契机，推动深层次改革

任何危机到来时，开始时的应对方式都是启动应急机制，必要时上升到“战时”状态。在战争时期，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都会采取国家动员、国家一把抓的战时应急政策，历史已经证明其效果非常好。

所谓应急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相对温和的衰退时期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和大衰退时期是负利率和量化宽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强大的政府，因此我们在应急机制上会比其他国家做得好，对此我们可以感到骄傲，但是不应过分强调，因为每个体制都有它的强项和弱项。

在战时紧急状态，基于计划的集中体制是一个强项，这个大家都同意。但是，在和平时期或比较温和的时期，基于市场的分权体制会更有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要利用好中国的政府优势，在疫情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精准调控，严格执行。而在中长期，我们要靠对微观主体——个人、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等的激励机制，用法治和市场的手段激励他们去做中央政府希望他们做的事，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我们需要坚持贯彻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理念，进一步推进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的建设。

人们对市场作用的理解是不断进步的，比如吴敬琏对市场作用的理解也是逐步深化的，从开始时强调市场的力量，到之后提出法治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性，这也符合当今世界对市场经济的认知，即市场完全放开是不行的，由法治来保障公平公正非常重要。

突发疫情对每个国家都是一次洗礼，从中可以窥见各国政府治理体系哪里强哪里弱，各国人民素质哪里强哪里弱。我期待中国政府能以此次疫情为契机，主动去做一些之前难以做到的深层次改革，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 |《经济观察报》李思

编辑 | 梁赛楠  岳顶军

责任编辑 | 雷娜

推荐阅读

点击“阅读原文”，咨询中欧课程